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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句“不可以放在臺面上說”，讓我們領(lǐng)教了什么是暗箱操作。

哪怕是從業(yè)28年的國際天后，也打不破行業(yè)潛規(guī)則與權(quán)力傲慢所筑起的銅墻鐵壁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娛樂圈萬馬齊喑的場面，更讓我們感到深深的無力。

雖然無法苛責(zé)，但是誰不渴望勇敢與正義的星星之火？

內(nèi)心郁結(jié)，本不打算寫的臺劇，決定重新寫下去——

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

雖然離娛樂圈很遠，但是它關(guān)心的東西，與這件事有著一致的內(nèi)核：

捍衛(wèi)生而為人的權(quán)利與尊嚴，哪怕要付出逆行者的孤獨與代價。

吃力不討好的事情，總有人在堅持。

臺劇，真的什么都敢放在臺面上說。

人性之惡，體制漏洞，房思琪式性侵，LGBTQ……

樁樁件件，緊跟現(xiàn)實痛點。

本劇議題我們并不陌生。

現(xiàn)象級臺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就已經(jīng)觸及過的，廢死。

吳慷仁飾演的人權(quán)律師王赦，一心想要找出罪犯無差別殺人的動機，隨著死刑暗中提前執(zhí)行，他再也找不到答案。

為什么要為死刑犯辯護？

既是為了維護法律的程序正義（死刑犯也是有人權(quán)的），也是為了研究惡的土壤（人為什么殺人）。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關(guān)注的不僅僅是具體的惡人，而是告誡我們：

當(dāng)社會生病了，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惡的幫兇乃至制造者。

最近“研珍”主演的最新韓劇《國民死刑投票》，也與此有關(guān)。

韓國法律制裁不了的人渣，“面具狗”通過手機投票交給全國民眾裁決。

看上去解氣，但歸根究底只落腳在了以暴制暴的私刑上。

除了發(fā)泄一通“韓國法律沒救了”的怨氣，并沒有什么可以思考的余地。

輪到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，故事仍以一起惡性殺人案件開頭。

兇手阿布杜爾，印尼籍漁工。

滅了船長一家三口，包括溺死一名2歲女童。

罪證確鑿，情節(jié)惡劣，看上去完全沒有辯護的必要和余地。

公設(shè)辯護人佟寶駒（李銘順飾），接過了這個燙手山芋。

他不是什么正義之光。

想好好打這場官司，純屬被同行挑戰(zhàn)到了男性自尊，一時上頭。

公辯，雖說也是律師，但處于食物鏈底端——錢少、活累、名聲還不好。

親爹將他告上法庭索要撫養(yǎng)費，理由讓人心頭一暖：

怕你死，幫你買保險。

一般情況下，這個案子走個流程就完事了，但是在佟寶駒的追查下，這個案子居然有了一線轉(zhuǎn)機。

這一點并不難猜，阿布殺人肯定另有隱情。

他的遭遇，是所有外籍移工的縮影。

上船后，護照被收走，日常遭受船長暴力調(diào)教。

他年紀小、愛哭、怕血，被船上的人欺負，患上了創(chuàng)傷后壓力癥候群。

但船長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問題，他們都是在如此殘酷的海上生存法則下生活過來的。

阿布的犯罪過程，有一點顯得格外諷刺。

為什么要溺死年僅2歲的小女孩？

原來把她按在水里，不是想殺她，僅僅只是不想她哭。

因為他在船上時，女孩的船長父親就是這樣對他的——壓在水里兩分鐘，不讓他死，也不讓他哭。

殺人動機、精神狀態(tài)、過失殺人，這些都是影響死刑判決的因素。

但阿布必死。

不是因為他犯的罪，而是他目擊了臺灣捕魚業(yè)巨頭雄豐船業(yè)的犯罪證據(jù)。

通過阿布，佟寶駒一步步挖出雄豐船業(yè)涉及非法捕撈、虐待船員、走私和殺人的罪行。

在此過程中，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身份不斷模糊界限。

于是，為死刑犯辯護，逐步升級到了與資本和體制的對抗，越看越揪心、越看越無力。

幫阿布辯護的難度，佟寶駒心里門清。

他對新人講過一個“笑話”——

臺灣民眾有八成的人認為，窮人比有錢人更容易被判死刑，但有八成五的人，支持死刑。

細想就會發(fā)現(xiàn)其中的矛盾：

民眾一邊質(zhì)疑法律的公正性，一邊卻又希望法律來保障公正。

他們站在受害人視角，似乎從來沒考慮過自己也有可能站在審判席上，承受死刑判決里的不公。

就像阿布那樣。

支持死刑是主流價值觀，因為殺人償命在我們普通人眼中天經(jīng)地義，代表著最樸素的正義觀。

它太過深入人心，乃至廢死被很多人認為是在為殺人犯開脫。

但“誰是兇手”并不是犯罪鏈條的最后一環(huán)，“減少殺戮”才是。

廢死派認為，死刑導(dǎo)致錯殺的話，后果是不可逆的，而且死刑很難產(chǎn)生積極的威懾效果。

哪怕佟寶駒的死對頭也承認，死刑沒辦法讓惡停止。

那么廢死能做到嗎？答案仍待檢驗。

在我看來，本劇最大的意義，不是鼓動我們支持廢死。

而是引導(dǎo)我們思考現(xiàn)有體系的不足，多去傾聽不同立場的聲音，尋找不同的可能性。

其實不管死刑廢不廢除，這不是目的，只是手段。

本質(zhì)上，人們想要的是終止暴力、殺戮和惡行，生活在一個更加健康、包容、有安全感的社會。

我們應(yīng)該看到背后的共識，再去展開辯論與探討。

而不是看到廢死就跳腳。

佟寶駒的原住民身份，拓寬了這部劇的議題邊界。

他出生于阿美族，這里的人世世代代都是跑船的漁民。

被殺的人是他表哥，他卻要為兇手辯護。

私情、公義兩難全，也凸顯了臺灣人的身份認同困境。

當(dāng)范逸臣說出部落倆字，我差點喊出“為了部落，永不為奴”……

對于我們而言，這個概念遙遠陌生得像來自另一個時空。

我也是第一次在一部劇里聽到這么多種方言：

閩南語，阿美族語，乃至印尼的爪哇語。

一方面，多語種表演讓我們見識到臺劇演員令人羨慕的專業(yè)度——

馬來西亞人李銘順講阿美族語，00后臺灣妹子雷嘉汭扮印尼人，幾乎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。

另一方面，語言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存在感，因為它隱喻了文化隔膜和文化強權(quán)。

印尼籍殺人犯，聽不懂中國話，也沒人聽得懂他說話，在法庭上，徹底陷入失語狀態(tài)。

唯一可以跟他溝通的，是佟寶駒半路挖來的翻譯莉娜。

同為印尼人，大學(xué)學(xué)歷只能找到保姆工作，在雇主家常常遭到性騷擾卻求告無門。

作為異鄉(xiāng)人，他們是失語的。

作為少數(shù)族群，佟寶駒也是缺乏話語權(quán)的。

他從小目睹漁民父母的苦難，決心逃離原住民的出身，選擇了法律這條代表文明與現(xiàn)代化的出路。

為阿布辯護，看似是在跟族人作對，但實際上，他維護的恰好也是族人的生存權(quán)利。

因為，原住民跟外籍移工都是臺灣社會的邊緣人，都是社會不公的潛在受害者。

坐在被告席上才知道死亡的重量，當(dāng)過弱者才知道生存有多難。

佟寶駒的辯詞，慷慨激昂、字字泣血。

一舉戳破了很多幸運兒的偽善、高高在上的正義感。

他其實永遠無法與原住民身份割席，而這，正是他不顧前途地為弱者發(fā)聲的內(nèi)在動力。

值得一提的，還有野心勃勃的女政治家陳令秋，放眼整個東亞，也很少看到這么不落窠臼的女性角色。

還記得94年臺視版《倚天屠龍記》嗎？

古板的紀曉芙和風(fēng)流的楊逍，曾讓不少人嗑到上頭。

扮演紀曉芙的女演員，名叫潘儀君。

多年后再見，刷新了我對她的觀感和記憶。

就像這些年來的臺劇，進化速度令人恍惚。

陳令秋的人物氣質(zhì)，復(fù)雜微妙，可以說集熱血與冷酷于一體。

從大學(xué)開始，她就是理想主義的進步青年，為了公平與正義到處奔走。

那時候，她和同為進步青年的佟寶駒墜入愛河。

中年坐上法務(wù)部部長的位置，主張廢死，來消止無謂的殺戮。

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愛情亦是可以犧牲的棋子。

她的一個抉擇，讓故事的結(jié)局變得更加意味深長，冷峻深刻。

隨著調(diào)查深入，阿布的真實年齡揭曉，殺人時他未滿18歲，沒有責(zé)任能力。

陳令秋知情，但還是同意執(zhí)行死刑。

一方面是出于高層壓力下的自保，但根本原因在于：

等處死阿布再公開他的真實年齡，在輿論上便會引發(fā)民眾同情，從而讓他們心中的天平倒向廢死這邊。

好一招以退為進。

佟寶駒反對陳令秋的政治手腕。

在他看來，不管出于何種目的的殺戮，都是違背公義的。

所以你看，同行者尚且會走上分岔路，越深入的探討越會陷入兩難。

現(xiàn)實總是遍布荊棘，你不可能完好無損地走一遭，并找尋到完美答案。

《八尺門的辯護人》，沒有太多跌宕的劇情。

它寫實且扎實，用常識和人文精神帶出臺灣社會目前有關(guān)司法正義、多元族群等社會議題。

就像劇中那樣，橫亙在現(xiàn)實問題面前的，往往有赤子，有野心家，也有難以撼動的既得利益者。

讓未來充滿未知與變數(shù)。

但有勇氣直面復(fù)雜，才是改變的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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